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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

浏览次数: 874次| 发布日期:12-29 13:48:22 |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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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遗憾的是,当我真正直面刘禾时,却总感到刘禾背后有唐·吉诃德身影。她的国民性神话说,如同将风车视为敌人一样,是话语迷幻变形或夸大的产物,是真正的“神话”话语。

刘禾笔下其实涉及到两个国民性“话语”概念,一个是从属于种族主义国家理论的国民性话语,一个是一般的国民性话语或国民性概念。说前者是殖民主义的霸权话语,是一种有特定价值内涵的话语系统,我没有异议。任何殖民主义的种族优越论或种族歧视观点都是违反人文人道精神的。德国法西斯祭奠的法宝,就是雅利安种族优越主义,并由此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但这是不是意味“国民性”、“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概念都是种族主义的专有话语,所有使用这些概念的人,都成为殖民话语的传声筒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一般的国民性话语系统或概念与种族主义理论并没有必然关联,而只是一种对事实进行概括的描述性话语[6]。刘禾的批判,却完全将这两种话语系统混淆了。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类文化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语言或符号结构中,能指所指之间搭配的任意性,以及所指因境而定、随境而变的规律性。在语言符号中,某些专有、专用或特指概念,及构成这些概念的语汇,一旦所指内涵被设定或公认,往往会相对确定。象中国封建时代称域外国家的“夷”、近现代国人称洋人为“鬼子”和西方人称中国人为“中国佬”(Chinaman)等等语汇,无论用在什么地方,其否定性、贬抑性内涵都是客观存在的[7]。但对大多数语汇概念来说,它既可以在某个特定话语系统、特定价值语境中,获得特指的价值内涵,也可以脱离开这一内涵而在新的话语系统、价值语境中获得新的价值内涵。实际上,一个语汇或概念出身如何、能否被活用并不关键,关键是它要能有效地揭示或解释所指存在、促进人类思想的沟通和交流,这才是语言固有的文化公器性质。

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凡进入某一价值体系的语汇皆不能再独立运用的话,人类的一切思想交流都将难以进行,所有的话语系统都将难以建立。譬如,马克思的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理论体系,尽管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范畴,但并不影响其语汇甚至某些原理进入西方资本主义话语系统,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同样,今天我们也将西方国家的公共事务、经济管理、科学技术诸多方面的语汇,大量地引入采用,成为中国当代话语系统的重要知识和理论资源,但这也并没有改变我们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主义属性。而象“国民性”、“民族性”、“阶级性”等带“性”的语汇,属于类群概括性概念,更没有明显的价值内涵,它完全可以被包容在完全对立的价值系统中。

因此,即便“国民性”概念在种族主义理论中,具有贬抑东方民族的内涵,但这一词汇本身却是干净的。假如梁启超等人不从日本“转口”进这个概念,中国学者从启蒙和改造国民素质的任务出发,也要寻找和创造某个概括国民共同特性的概念。因为启蒙和改造愚昧的国民是当时先驱者的共识,国民性话语或概念只是适用了这一需要而已,其间并不存在屈从西方话语霸权的问题,也没有支持西方话语霸权的负面效用。所谓的“国民性神话”论是刘禾百年后虚构出来。

 

5实际上,刘禾也知道,讨论不能只在话语层面进行,不能仅仅抓住“国民性”概念的“出身”不放,还必得进入到现实层面,要看这一概念所指陈或概括的内容是否真实,究竟是再现了还是歪曲了国民素质的“本质”。这便涉及对明教士1894年所著《素质》的评价了。

由于先读了冯骥才、刘禾的批判才读《素质》的,我对自己阅读期待与阅读体验的巨大差异感到吃惊——这样一本对中国人态度客观的著作,怎么能变成某种“妖魔化”中国的著作呢?在这部著作中,明教士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性、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描写,大多是客观可信并真实的。其中,他对中国人节俭、勤劳、仁爱等优点的描写,更是真诚的。在《勤劳》一节中,他这样写道:“的确,如果所罗门所说勤劳和双手可以致富的那句经济箴言正确的话,中国应该是地球上最繁荣昌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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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他还质疑了“全盘西化”的观点,特别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文明民族,当我们的祖先还在原始丛林中觅食之时,他们早就开化了”[9]。显然,这里面没有什么殖民话语霸权。

不仅如此,他还坚决反对使用“中国佬”(Chinaman)词汇,而主张使用“中国人”(Chinese);他并说服了老罗斯福总统,将二千万庚子赔款用于创建清华大学并培养了中国“数千百留美的各种人才”。对于西方国家三十年来的外交政治行为(指1894年前——引者按)“并没给中国带去什么好处”[10]的事实,他也提出了批评。当然,明教士所说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用基督教拯救中国的目标,但这位在中国落后农村一呆就是五十余年的明教士,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不抱敌视态度的事实却是清楚的。

 刘禾却读出了敌意或仇视。这主要是因为《素质》用主要篇幅所描述的中国人的素质,多数属于缺点或劣根性的存在。应当说,由于明教士缺少深入的历史和文化分析,他将落后的生活习性与民族的文明素质、文化传统和性格特征等等混在一起描述,是欠科学的。譬如《素质》说中国农民省吃俭用,宁肯饿着肚子步行几十里也要回家吃饭之类,便纯属于贫穷造成的习惯,谈不上共同“性”,今天这种现象已经消失了。但《素质》中诸多涉及共同“性”的民族缺点,却多是客观存在,并不存在明教士凭空捏造的问题。譬如说中国人表达不清晰之类缺点,今天便不少见,包括一些全国学术会上,总有些教授在限定时间内的发言让人一头雾水,搞得听众不知是否该鼓掌。这属于国人缺少科学教育和逻辑训练而造成的习惯。而象言而无信、抱残守缺、柔顺固执、缺乏公共精神等行为特征,则都属于传统文化酿就的劣根性,今天仍在我们身边严重存在着,无需回避,也回避不了,笔者自己就屡屡被自己同胞的这些素质折磨的毫无脾气!  

 因此,是否称这些民族劣根性为“国民性”并不关键,关键是它们真实存在着。这就象阿Q的癞疮疤一样,你称它为“疤“也罢,或不让称它为“疤”甚至禁说“亮”也罢,它都存在着。“国民性”话语在这里,所指明确,“名”“实”一致,确实是“透明”的。既然话语是透明的,刘禾所谓国民性神话或西方话语霸权理论便不攻自破了。

 

 6当然,刘禾自有她的根据。就在这本《素质》中,她独具慧眼,找到了明教士服从于殖民话语需要,歪曲或“再造”中国现实的例证。其下,便是她引举的唯一一个完整的例子,即《素质》对中国人睡眠习惯的描写:

 

    在睡眠上,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差异,与我已经提到过的中西基本大  

分岐吻合。一般而言,中国人哪儿都可以睡。使我们觉得难堪的干扰并不能

打扰他。以砖作枕,以稻草或泥砖作床,他就可以好梦不惊,房间不必暗下

来,别人也不用安静。“夜里哭泣的婴孩',可以尽管继续啼哭,因为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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