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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

浏览次数: 874次| 发布日期：12-29 13:48:22 |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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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章，随心所欲，无限上纲。是她一时疏忽吗？非也。她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将百年前的明教士置于死敌，然后再“拯救”鲁迅。这不正是典型的“文革”话语霸权术吗！文革期间，我正读高中，曾也无师自通地用这种话语霸权，严重伤害过自己的老师。想不到，后文革时代成长且学成于美国的刘禾，处处以反殖民话语霸权为己任，自己竟也能如此娴熟于文革话语霸权！

这便有些令人困惑了：刘禾何以如此呢？

 如果我们不怀疑刘禾学识的话，我想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她自视自己理论动机崇高，所以便置科学事实与方法于不顾了。而这种为了“崇高”目标而扭曲真理的作法，同样是渊源有自的。大跃进年代，曾有著名科学家论证小麦亩产万斤的科学性。在反胡风，反右派、反文艺黑线时，更有许多著名学者拍案而起，揭露众多“反革命”们“一贯”的“反党野心”。于是，后来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次以“崇高”名义进行的“革命”，将我们国家和民族推向灾难的边缘。人们总结这些历史教训，并将其归结为极左思潮和极左人物。但为什么极左思潮、极左人物这样容易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孳生，而且能激起整个民族的共鸣呢？人们不去追问了。

其实，这便是潜在的国民性使然。文革是悲剧，也是闹剧，它正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总爆发、大写真！缺少科学理性训练、缺乏道德良知约束、且虚荣自私的中国人，一旦“崇高”名义在手，如“革命”的阿Ｑ一样，什么规范什么约束，统统将置于脑后，这能不导致大悲剧、大闹剧吗？这种源自国民劣根性的闹剧，返过来又使国民劣根性得以迎风滋长。今天，从器物建设上处处散发出来的爆发户气息中，从种种时髦的学术论争、学术命题和学术话语所暴露出的盲目自傲的民族文化心理中，我们不是仍可以清晰地嗅出阿Q主义的味道吗？阿Ｑ主义，一旦得势，就必然是霸权主义，政治霸权、学术霸权或话语霸权！这便是国民性套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怪圈。刘禾说过，我们不能离开国民性话语去讨论国民性，这很对。但我们在讨论国民性时，更不能无视和否定自身国民性的存在。刘禾的霸权文风和她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本身，便是她也没能摆脱国民性桎梏的例证。

只有受到刘禾批评的鲁迅，是个例外。

 

 ９鲁迅之为鲁迅的伟大处正在于，他解剖别人，更时时解剖自己。鲁迅是现代中国自觉批判国民性、重塑民族魂第一人，也是自觉剖析自己，升华自身灵魂第一人。鲁迅不愧是民族之魂！

 在一篇有关鲁迅的随笔中，我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哪种自卑又自负的阿Q精神。德国在普鲁士时代也曾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连歌德都不例外。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再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若干年前，在一次有德国高级学者参加的座谈会上，中国一位学者“不礼貌”地提到德日对法西斯复活的态度问题。这位德国学者严肃地说，对于日本的态度，他不加评论；但德国的态度很明确：“尽管我是战后出生的，但如果在坐的各位需要我表态的话，我愿意在这里表示道歉和忏悔，为德国曾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当时，我的心灵就为之一震：这是怎样健康的民族心理啊！

再看同样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我们虽然已从屈辱中崛起，从落后中走出，我们的物质文明水平、我们的整体文明素质都已大大提高。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鲁迅之后，中国缺少思想大家，亦由于种种政治历史主题的变奏，国民性改造的主题戛然停止，国民性似乎已变成一个鲁学专有的学术话题。解放后,政治文化领域中一次次残酷的阶级斗争，我们民族虽然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我们却并没象德意志民族那样进行全民反思，没有进行真正的灵魂拷问和良知忏悔，更没有把民族素质重建任务响亮地提出来。这样，与百年前相比，我们国民性改造的任务，在许多方面变得更为艰巨了。

    每个不持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今日中国东部某些发达城市的面貌与实际生活水平，与欧美国家已没太大差别。但市民素质的落后依然明显地存在着。衬托在现代物质文明的背景下，国民素质的种种劣根陋习，如同身着名牌西服的阿Ｑ那头上的癞疮疤一样，显得更为刺目。而深入下去，人际道德层面上的国民性现状，则更令人忧心如焚。中国传统的厚厚人格面具上，已被涂上各种保护亮色；种种伪善投机谋私行为竟被世俗舆论所默许：“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变成“喻世名言”，老实诚实，成为无能弱智的代名词；良知与诚信已成为社会的稀缺资源，孩子从进幼儿园开始，就学会了帮阿姨撒谎，干部上了领导岗位，便开始虚报数字，以致在某些“崇高”名义下，谎言畅行，作bi无阻，人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行文至此，便想起传媒中经常见到的大标题：“英雄流血又流泪”。当英雄主持正义与歹徒搏斗负伤牺牲时，那些被救者竟悄然离去，不敢指证歹徒，甚至不去报警……，屡屡发生的这类事件表明，中国确实太需要有良知的人了。但良知是什么？是社会的常德[19]范畴，它在任何社会中都应当是最普遍最寻常的价值因素。作为民族良知承担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明教士提倡良知百年之后，再次听到“呼唤良知”的口号，怎能不深深感到自己严重失职！因此，当刘禾女士在美国和他的同志们为启发某种民族阶级觉悟而呼唤时，我却感到了国民性改造任务之迫切与艰巨。

 但反观自身，我又深感悲观：我们这一代，以及后文革这一代知识分子，能再肩负起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吗？当然，并不能责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素质的退化。在极左的阶级斗争环境中，某些国民劣根性曾堂而皇之地变成供知识分子学习的优秀品质，而历次运动中频繁的挨斗或斗人、挨整或整人的角色转换实践，又使知识分子固有的人文操守和理性良知被扬弃殆尽。曾经对国民劣根性嫉恶如仇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本身却成了集国民劣根性之大成者[20]。进入后文革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缺少自审忏悔意识，对当代思想史阿Ｑ式地集体遗忘，从历史角度讲，也是不可宽恕的。这也是导致新生代知识分子“审父”批判的动因。如王彬彬，如余杰，他们撕下了历史的封条，唤起了人们的痛苦记忆。但当他们自身的文革遗风暴露无遗时，却更使人警觉，更令人失望：在这种怪圈式的大批判中，中国知识分子，能承担起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吗？

 知耻近乎勇。面对知识分子这种尴尬的历史处境，我想，一切爱国的、有社会良知和使命感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应以鲁迅为楷模，自省自励，在批判国人的国民性的同时，也自觉剖析自己，改造自身的国民性，以便能承担起培育刚正健康民族品格和自信自谦民族精神的历史任务。如是，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 

 愿与刘禾女士共勉。

 


　

[1] 冯文刊于《收获》２０００年第２期，题为《鲁迅的功与“过”》。 拙文《沉浮在传统的阿Ｑ主义泥沼》刊载《粤海风》２０００年１１—１２期合刊 。

[2] 《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出版，以下引文不再注明出处。

[3] 刘禾在该文结束时曾注明，“说它是神话，我不过在这里用了一个隐喻，指的是知识的健忘机制。”意思是国民性的话语在生产自身知识的过程中，抹去了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国民性成为具有超然性、真理性的东西。但我在本文中仍将作者用名词给出的“神话”（国民性神话）理解为虚构的意思，因这与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对东方主义话语比喻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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