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中的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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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辩论经验尚不丰富的队员身上，最易见到的是以下两种冲动：一是自我表现的冲动。
　　队员在上场前已经准备好一套辩词，他上场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把辩词统统倾倒出来，
特别是对辩词中他自认为是比较精彩的部分，总是希望能在场上说出来。打个比方，这种心
情就像一辆装满了黄沙的翻斗车，一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车上的黄沙全部卸下来，
卸完之后，十分轻松，便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不妨把这种心理称之为“自我表现中心
主义”；二是说服对方的冲动。既然是辩论，每个队员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试图说服对
方的意向。殊不知，对方队员是不可说服的，他们既然来辩论，就一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坚持
到底，即使他们的观点已陷入矛盾之中，也会千方百计地进行辩护，甚至进行诡辩。所以，
在辩论过程中虽然对对方的基本立论要进行有力的打击，但要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立论却是
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把这种冲动称之为“说服对方中心主义”。无论是“自我表现中心
主义”还是“说服对方中心主义”，其共同的错误都是以自己在辩论中的主观意向去取代评
委和听众的评价意向，这常常会导致场上的失误。
　　这两种中心主义有点类似于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
上，把评委和听众看作是围绕自己旋转的行星，事实上，我们应当像哥白尼的“日心说”一
样把这种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即放弃“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确立
“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新思路。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引导队员们完成这一观念上的“哥白尼转变”，从自我表
现的立足点转向评委和听众接受的立足点，从我想说什么转向评委和听众希望我说什么。”
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解构既能使队员们迅速适应场上的气氛，对
自己的陈词作出切合评委和听众理论取向的改变，又能达到相互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团队精
神达到最佳的发挥。
　　在与台湾大学队的决赛中，我方的立论是“人性本恶”。在国内准备这一辩题时，我们
已撰写了陈述词的初稿。这一初稿主要从我方立论的主观意向出发，片面地强调人性中的恶
根，比如，在分析历史中的恶行时，辩词中有这样的话：“纵观历史，又有哪一页是用玫瑰
色写成的？”辩词初稿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对人性本恶的论证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
漆黑一团，有一种强烈的悲观主义情调，这显然不利于听众和评委的接受。在新加坡决赛的
前一天，我们拟出了“人性本恶”辩词的第二稿，这一稿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过教化可以后
天地向善的内容，虽然冲淡了初稿的悲观主义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性本恶的主
题反倒显得语焉不详了，这当然也不利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最后，从评委和听众的最广泛
的接受性出发，我们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辩题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事实层面，在这个
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事实，讲真理，理直气壮地把人性本恶阐释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价
值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价值，讲理想，大声疾呼要通过好的教化来使人性向善
的方向发展。把这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突出了人性本恶这一鲜明的主题，又表达了
我方抑恶扬善的主张，从而使评委和听众觉得，我方的立论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
相反，台大队在立论时，只是一味地颂扬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对荀子的人性本恶说则予以简
单的否定，这就使评委在接受他们的立论时，心理上产生了阻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摆脱“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影响，
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视角，乃是辩论取胜的重要前提。
　　知己与知彼的关系确立了“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开对方
，我行我素。辩论不同于唱歌之类纯表演艺术，它毕竟是两个队的对垒，要是在场上回答不
出对方提出的问题，在理论水平和气势上压不住对方，怎能赢得辩论的胜利？如前所述，要
说服对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对方理屈词穷，明显地处于劣势却是可能的。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上是如此，辩论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辩论
前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先说“知己”。这里的“己”当然不仅是指每个辩手自己，而且是指整个辩论队本身。
毋庸讳言，每个队员都弄清楚自己在辩论过程中说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个队员作为”
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辩论队之“大我”之中，是对“大我”的一切意图都了如指掌
；同时，每个“小我”对其他“小我”的意图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为了达到“知己”这一境界，我们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训练。一是角色流动和定位训练
。四个辩手就是四个不同的角色，从理论上看，一、二、三、四辩要起到起、承、转、合的
作用；但从实践上看，当四个队员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要马上确定哪个队员充当哪个角色
显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让每个队员都有机会去充当一、二、三、四辩手，“角色流动”
有一个好处，即让每个队员对一、二、三、四辩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体验
。在“流动”的基础上再来“角色定位”，已定下来的角色（如第二辩手）就不光知道自己
这一“小我”，而且对第一、三、四辩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这样，相互配合也就比
较容易了，而每个辩手在有利于自己担当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辩论技巧和才
华表现出来。
　　二是整体配合训练。这里说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对辩题的基本概念
获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
”、“恶”五个，每个辩手对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应有确定的、一致的认识；第二
，对辩题立论和思想境界的一致认识，如“人性本恶”的立论是：人性先天地、与生俱来地
是恶的；思想境界则是：人性本恶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并不鼓励恶，我们主张抑恶扬善；第
三，对自由辩论中的主要战场的一致认识：如我们设计哪几个战场？这些战场的次序如何？
由哪位辩手开辟哪个战场？等等。为了使队员们做到透彻地“知己”，每次辩论前，我们都
要求每个队员把我方立论、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义、自由辩论的战场等独立地表述一遍，
凡有模糊不清之处，马上进行纠正。由于每个队员对我队在辩论中的总体意图都有明确的、
一致的认识，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团队精神发挥得比较好，队员们在场上能做到“心
有灵犀一点通”。比如，在与台大队辩论“人性本善”时，台大一辩引证了一段康德的语录
，这段语录对康德的人性理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我方二辩和三辩几乎同时把自己做下的
关于康德人性理论的另一段语录卡片递给我方一辩，供其反驳时使用。更有趣的是，为了论
证“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熟读金庸小说的我方二辩引证了《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
，而这一点，未能赴新加坡辩论的一名候补队员居然也想到了。可见，由于我们在“知己”
上下了较大的功夫，四个队员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只要听到一位辩
手说什么，就马上知道他（她）的意图和下文是什么了。”
　　总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说来，训练有素的队伍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刚
组成的队伍则明显地比较差，有的队员只关心自己的陈词，对其他辩手的陈词漠不关心，他
们在陈词中出了错也不马上去弥补，这就很容易给对方队抓住矛盾，各个击破。当然，光是
“知己”还是不够的，还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胜之道。如果只对自己的情况了如指掌
，一片光明，对对方的情况则一无所知，漆黑一团，那对方只要提出一个新概念，使出一个
新招，我方就会招架不住。
　　在场上最忌讳、最令人难堪的情况是：对方提出的问题、概念或资料，我方压根儿没有
考虑过。碰到这样的情况，不仅失分，而且会失大分。
　　与“知己”一样，“知彼”的难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了解
：对方可能采用怎样的思路来立论？如我们和剑桥大学队辩的题目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
要条件”。剑桥队是正方，我们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条不同的思路来立论。第一条思路是”
欲望理性说”。这条思路认定，在前温饱阶段，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说
，欲望压倒了理性，所以在这样的阶段不可能谈道德；等到温饱实现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解
决了，这时谈道德才变得可能，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的理性已压倒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道德作为自觉的理性意识才可能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一条思路的前提是：当人们为生计所
迫而谋求温饱时，谈道德是不现实的；其弱点是：在前温饱阶段，如果欲望支配着一切，人
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话，恐怕连人类社会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温饱状态的来临。第二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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