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中的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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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确的方向，也会“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们
的看法是：辩论应以“正”为基础，应从大处着眼，作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可能的条件下，
即在不损害立论，不哗众取宠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达方式，以有效地打击对方。
　　比如，就“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来说，当然重点是讨论“温饱”与“谈
道德”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设想，我方在立论中将会割裂“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可
是，我方的立论却有出奇不意之处。我方并不否认温饱了可以谈道德，我方否认的仅仅是把
谈道德局限在温饱条件下的观点。另外，道德不光与人们的经济情况有关，它的部分内容
（如性道德）与人们之间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即使在非温饱的状态下，只要人们之间
存在性关系，就会有相应的性道德。这是我们原来在设计自由辩论时准备的一只“杀手锏”
，后来由于时间关系在场上没能打出来。如果打出来的话，对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辩论中，我方准备了一个出奇不意的
问题：“艾滋病的发生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医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模棱两可，对
方很难回答。如果对方回答是社会出了问题，那我们就说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如果对方回答
是医学出了问题，那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责问对方：同性恋、吸毒等都是医学问题吗？我们还
准备了另一个十分刁钻的问题：“如果一位老太太给一辆车撞倒了，肇事者已逃之夭夭，另
一个人把她救了起来，那么，这个事故的责任应该由哪个人来负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
撞伤了，当然要通过医学手段给她治疗，但事情的起因却在社会上，应是社会交通事故，即
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论中突然提出来，对方要马上理清思路，进行回答是困难的；如果
贸然回答，则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动。
　　再如，在“人性本恶”的辩题中，我方估计对方为了针锋相对地强调人性中的善根，肯
定会提到“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问题，因为常人，包括我们的好多理论家在内，也常常会提
出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中蕴涵的逻辑错误是：人和动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动物是
人的种概念，而人则是动物中的一类，尽管是最高级的一种，但归根到底，人仍然是动物。
不管我们给人下怎样的定义，如“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
这些定义的最后两个字总是动物。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相区别”这个提法就是错误的，因
为它在逻辑上否认了人是动物。正确的提法应是，“人与人以外的动物相区别”。如果抓住
这一问题，出奇不意地攻击对方的话，这对我们将是十分有利的。在自由辩论中，对方果然
提到了这一问题，遗憾的是，我方未能及时抓住这一问题，予以展开。这是应当加以总结的
重要经验。
　　综上所述，在辩论中把“正”和“奇”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在每场辩论中都要准备
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问题，才能在心理上震慑对方，并乘机突破对方的防线，长
驱直入，战而胜之。

　　　　　　　　　　　　　　　　规范与描述的关系

　　当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进行分析时，都会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导致
人口的老龄化”这一辩题，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龄化”、“必然”、”
导致”这些概念。在通常的辩论准备中，人们总是通过查阅词典的办法试图给这些概念下定
义。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这样做也有它的负面效应，因为下定义的方法，即规范的方法，
常常会出现漏洞，从而被对方抓住。如“老龄化”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龄”，六
十岁以上，还是七十岁以上，这是很模糊的问题；而“老龄化”到底是指人口总数中老年人
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这又是一个新问题。总之，我们在平时的谈话中提到各种概念时
，它们的含义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对它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下一个恰当的定义，就变得
十分困难了。比如，当一个古希腊人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时，另一个人很幽
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鸡扔在他的面前，问他这是不是人，他无言以对。
　　可见，在辩论中，热衷于给一个个概念下明确的定义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辩论队
中，第一辩手的任务就是给辩题中出现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确的定义。这样做看起来是理所当
然的，要辩论总得先澄明概念的涵义，然而，规定同时也就是否定，规范概念的结果常常为
对方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炮弹。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水清无鱼”，把辩题和概念交待得太
清楚了，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实，第一辩手的任务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他
（她）的任务应是双重的，即既要说出什么，又必须隐藏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对概念下
定义，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显得很重要。所谓“描述”，也就是不进行概括和规范，不揭
示概念之本质涵义，只是从现象上对概念进行描述，甚至是同义反复的描述。
　　比如“温饱”这个概念，听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义却很困难。如果我把它定义为一
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无衣食之困”，对方马上就可以追问我：“你
的‘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指一个团体、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也可以问我：
“你的‘大部分人’的含义是什么？是人口的６０％、７０％还是８０％？”对这些问题，
假如我继续回答，就会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从而完全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只要我们不采取
规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会产生了。什么是温饱？我们的回答
是：“温饱就是饱食暖衣”。这个回答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但它给
人的感觉是，我们已清楚地阐释了这个概念，而对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实施攻击。这样，在
以后的辩论过程中，当我们对“温饱”这一概念作出新的补充和说明时，我们就显得比较灵
活、自由，不至于给对方抓住什么矛盾。
　　又如，“人性”这一概念人们已争了数千年，各种观点纷然杂陈，要对它下定义自然也
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我们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们在辩词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则是通过教化和社会化获得
的；人性本恶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具有无节制地扩展的倾向，而人的社会属性或是对这种倾向
推波助澜，或是抑恶扬善，把人的自然属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描述性的方法往往
使对方处在一片雾霭之中，他们什么都听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
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纪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维
特根斯坦不主张运用概念去规范事物的本质，而是主张描述事物的具体特征，他认为事物之
间只存在着“家族类似”，不存在所谓共同的本质。比如你问我：“什么是游戏？”我不会
给你一个游戏的定义，我会告诉你乒乓、篮球、扑克是怎么玩的，因为这些都是游戏，我只
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们，而尽量避免用抽象的论述进行概括。其实，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思潮
在孔子那里已见端倪。孔子的学生问“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复他们，而是根据问的
人的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回答。所有这些，对我们进行辩论都是有启发的。由于尽量避免下
定义，我们在辩论中始终比较主动，对方摸不到我们的实处。
　　当然，我们说，尽量避免用规范或下定义的方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
都拒绝下定义。在某些辩论中，个别必须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义的方法
。比如，在辩论“人性”问题时，我们把“恶”定义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
。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对方把人的本能与恶简单地等同起来。但这一定义确实
像任何其他的定义一样，包含着受攻击的危险。要是对方抓住“无节制”这一概念做文章，
我们是很难回答的。他们可以这样向我们提问：“如果一个人的胃口是吃一个饼，但由于某
种饼特别好吃，他吃了一个半，这是不是一种‘恶的行为’呢？”他们也可以问：“中国历
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统治阶级欲望的无节制地扩展，但为什么不少人
反倒称农民起义为‘恶’呢？”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当然，在该下定义地方，不管会发
生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下定义。同时，在下了定义之后，又要对可能遭受到的攻
击作充分的准备。这样做才可能避免被动的地面。
　　总之，要准确地使用描述和定义的方法，两者不可偏废，但要尽量多用描述的方法，从
而达到既讲清某些问题，又隐蔽另一些问题的境界，使对方不能迅速地判断并抓住我方观点
中根本性的东西。

　　　　　　　　　　　　　　　　收敛与发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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