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塔》：书写者的三重角色

一、历史“现场”的目击者

历史宛如一只漏斗，荣耀与屈辱，高贵与卑贱，似乎无所不包，而又无一不被漏掉，最终只剩下漏斗本身。关于“敦煌石窟的罪人”王道士，历史的记载除了一方依稀的“碑文”，恐怕也只有一张面目模糊的“照片”了。然而，这具历史的干尸在书写者想象之网的打捞下，居然令人不可思议地复活于现世的视界之中：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

对于书写者如此绘声绘色的诉说，我们的评论家们却发出了痛心疾首的呐喊：“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信口雌黄。”（韩石山《余秋雨散文的缺失》）

中国文学的可检讨之处，也许正如曹文轩教授所言，若干年来总是停滞于摹写，流连于考证，而无法将文字引入想象。（见《<幻城>》序言）余秋雨散文之所以能独步新境，就在于他大胆突破体式化的言说，于别人不敢下笔处下笔。他说：“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有一天，“卸职出行”的他行走到甘肃敦煌的莫高窟，面对着夕阳之下朔风之中的破落的塔群时，一种深刻的“文化感受”与尘封的“历史资料”之间怦然“对接”，恍惚之间，一个民族文化的叩访者蝶化成一个历史“现场”的目击者。于是，一出民族悲剧的大幕哗地一下在他眼前拉开，——一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的小丑，操起一只愚昧的铁锤，将那些体态婀娜、浅笑柔美的塑雕砸成一堆碎片；紧接着，他又挥起一把无知的长刷，将那些五颜六色、美轮美奂的壁画刷得一片惨白……

就这样，书写者“从‘可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可信’因素”，（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价值取向》）并妙用小说与戏剧的技法，将激情和想象注入艺术宣叙之中，从而使历史从干瘪走向丰盈，从晦暗走向明朗，从迷离走向真切。在书写者想像之翼的引领下，读者也随之穿透时空的云雾而进入到历史的“现场”之中，成为了一场民族大劫难的见证人。

这里，想像不是骗局。想像所重构的历史记忆和彩绘的历史图景在文本中震撼心魂的复现，可以说为中国当下文学那奄奄一息的想像力，注入了勃勃生机。

二、悲剧事件的亲历者

在“道士塔”这方历史舞台所上演的这出民族悲剧，共由四幕组成。第一幕是悲剧的引子和开端，第四幕是悲剧的结局和尾声，中间两幕是悲剧的发展与高潮，也是全剧的重点之所在。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在起笔以寥寥数语点示背景，烘染气氛之后，剧中的小丑王道士开始“错步上前”。随着中国官僚和外国冒险家们的粉墨登场，一场毁损与劫掠民族文化瑰宝的惨剧开始不断升级，愈演愈烈。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

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已然成了恶梦的亲历者，他再也忍受不住，——“‘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

而就在中国官员的客厅里正茶香缕缕的时候，敦煌的大漠中燃起了股股炊烟，那些文化嗅觉灵敏的洋猎狗们，从俄国从匈牙利从法国从日本疯狂地追踪而来了。他们从“脏脏的”王道士那里窃取文物，“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那样“轻松”。“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不是走向省城，而是运往伦敦，运往巴黎，运往彼得堡，运往东京。“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那是强盗的车轮辗扎在“亲历者”心坎的伤痛；“西天凄艳的晚霞”，那是抽打着“亲历者”人格与良知的道道鞭痕。

这是“祖先给我们的遗赠”啊，岂容“这么悄悄地运走”！他呼地一下跳出来，张开双臂，“拦住他们的车队”，并与之“对视着，站在沙漠里。”他要像一个当代中国青年诗人之于火烧圆明圆的额尔金勋爵那样，与侵略者“决胜负于城下”。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对于此种行走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直接与古人对话的“余氏文笔”，恐怕在那些“老一辈学者”的经典里，我们是难得一见的。

三、高贵情绪的酿造者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