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散文创作的对话

　　吴泰昌：
　　《天津文学》叫我们谈谈当前散文创作，你不肯先说，只说“别冷场”，那就是逼我先说了。
　　开始我想说目前对散文的偏见。比方在综合性文学期刊中，散文是不可缺少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好像点缀，甚至有人认为是调剂品。大部头写不出来就写散文；小说写不出来就写散文，把散文写作看得很容易，好像随手就能写。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实际上散文的文学价值和地位，不是小说或别的文体所能代替的。它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有时比小说还深刻。举个例子：反映“文化大革命”，出了一批作品——伤痕文学，但和“文化大革命”的生活现实相比，就觉得深度、厚度以及震撼人心的力量方面还不够。而在散文中却不然，如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对反映干校生活和知识分子命运，对揭露“四人帮”倒行逆施方面，是一般小说所写不了的。巴金的《怀念肖珊》，使我们看到老一代知识分子善良正直的心地和“四人帮”对知识分子残酷的摧残。这样的散文不一定比小说感染力差。宗璞的《哭小弟》，令人心裂，情感的深厚、真挚、强烈，也是一般小说未必能达到的。
　　冯骥才：
　　好，泰昌你这个话题开得有意思，引我来插嘴。你说的是散文的独立存在的价值。任何一种艺术样式所能表达、所能开掘、所能显现的那部分内容，往往是其他样式不能达到的。比如绘画的直接视觉效果，音乐没有。音乐要想表现画面，想产生视觉效果，只有唤起听者的视觉想象。可是音乐的这种画面，这种流动的、任意的、忽隐忽现的、随心所欲的画面，反而是绘画所不具备的。不被其他样式或品种所能替代的，就是这样式的最主要特征。没有特征就没有存在价值。那么什么是散文的特征呢?在当前一部分小说向散文靠拢，有没有可能吃掉散文?像一个水银珠儿碰到另一个水银珠儿，变成了一个。我以为小说为什么要散文化，值得研究。一是小说要突破故事性的传统规范，就借助于散文没故事的特征。二是小说要追求文字美，避免交待人物历史，环境局面，事件过程，而使文字缺乏魅力。这些优势正是散文特有的。三是小说要直接表达叙述者的心态，这正是散文写作毫不费事而擅长的。弄明白这些，就不必担心，如果小说完全做到和散文一样，那就不是散文变成小说，而是小说变成散文了。
　　吴泰昌：
　　小说往往离不开散文，小说文体散文化是一种重要动向。许多散文家就是小说家，汪曾祺、张洁、王蒙、林斤澜，还有你大冯等，当然我们并不要求每一位小说家都能写精美的散文，但散文写作的训练对小说创作是有用的。我们现在小说中最感功力不足的是描绘，风景、环境、人物、心理、气氛，描绘不出来，文笔不行，其主要原因是文笔训练不够。
　　冯骥才：
　　我总是和你同一观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近一个时期，小说家们都看重文体和语言魅力。有人提出语言是小说的一种主体要素(如黄子平)，有人提出美文观(如张承志)。小说家对语言艺术的自觉，是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比如语言和张力、弹性、内涵、象征、节奏、变形，比如文学的自我造型能力(这又涉及诗的书面美)。再比如对叙述语言的重视，叙述的角度，叙述方式，叙述者自我情感的把握与节制——我不再说了，再说下去就离开散文跑到小说那边去了。
　　吴泰昌：
　　看你的脑袋里，小说占了一大半。让我们再扯回到散文，散文形式还需要多样、广泛，不是单纯的抒情。小品、杂文、讽刺、说理、人物速写、书话、札记，等等都是。散文作者应有深厚的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我以为散文最能考验一个作家的思想、生活、经历、修养、功力。
　　冯骥才：
　　当前散文之所以在成就上落后小说，主要是旧的散文的规范还没打破。
　　吴泰昌：
　　对!最近10年来，前几年小说发展太猛，显不出散文新成就。这两年小说不像前两年那么显著了，没有大的高峰，同时由于人们思想活跃，心情平静了，能更从容地回顾往事，思索现在，憧憬未来。还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人民文化素质、艺术修养提高，审美情趣提高了，人民需要更多更好的散文。近年来散文杂志的发行量普遍上来了，《散文世界》登了个广告，订户增加了不少。
　　现在散文的数量并不少，但读者记得住、留得下印象的不多，早几年还能提出几篇，像黄宗英的《星》，这几年很难。散文名篇也不像小说影响那么大，也不易得到公认。
　　写散文的路子一般说有两条，一条是写人情、世态、风景，如朱自清的散文；另一条是反映现实斗争的，如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文革”以前强调积极反映现实，对作者个人感情抒发少。现在写作者感受的多了，现实生活的变化，带来感情上的变化。
　　当前阻碍散文发展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五十年代留下的一些框框没有彻底突破，写作模式化、概念化和说空话的习气，束缚着散文的发展。
　　散文这种文体应该是丰富的、自由的，最需要多样变化，给人以个性的感觉，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尝试、创新的问题。
　　提到散文的创新，我以为最基本的是感情问题，首先要真，最忌虚假。为什么有人写日记写得好，而写正式文章不行?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实实在在的自己对人生的体味，是真情。文章往往是做给别人看的。
　　冯骥才：
　　我忍不住又要插一句嘴。我写散文比小说少，而且觉得难得多。生活中碰到的，可以抓住写小说。散文好像必须从心里慢慢生发出来，完全是不期而遇，但又很难遇到。非得是心里边一根看不见的弦忽然地响起来，止不住，才写。我这可不是给你补充道理，而是补充一种感觉。一个活的我的例子。
　　吴泰昌：
　　是啊，散文应是自然地从内心流出来，而不是用一种模式，用华丽的词藻做出来，做出来的文章必然轻飘，没有触动。有的人不是专写散文的，却写得不错，如刘晓庆、白杨，就是把自己想的写出来，写得自由活泼，能引起人的共鸣。
　　杨朔的散文，匠心看得出来，是结构式的。讲究结构也可以，松散也可以；华丽也可以，朴实也可以，关键是都要包含着自己的真情，对生活的思索。
　　真情，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对散文是至关重要的。哪怕是写一片树叶，都要有或浓或淡的感情，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散文反映现实的特点，主要是通过对感情的抒发，方法是很多的，有的是直接抒发，也有通过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反衬现实。陈白尘写童年的回忆，实际上那些问题都和现实有关，透露出对现实的感情。肖乾的《回忆中的歌声》，虽然是回忆过去，但是以他今天的感受写的。如果早些年，还是写这个题材，不可能写出现在的感受。
　　有人说现在游记太多了。问题不在于多少，而在于都差不多。如果是写常识、写客观景物当然不行，写自己感受的话，没有一篇会相同，就是一个人写一个地方的游记，先后两次也不会相同。
　　悼念性的散文，有些是评语式的结构，没有什么情绪，轻飘飘地走了，看不见作者的个性。
　　在语言上，青年作家还要向老作家学习，语言的功力在散文上最容易露怯。
　　整个看，散文写得好的，还是老作家和中年作家。有一部分青年作家写散文不如写小说。散文作者的平均年龄，相对地说是比较大的，他们对人生的理解是成熟的。
　　我对散文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我国散文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传统。“五四”后第一个10年里，散文的发展比小说还好，出现了一大批有突出成就、个性鲜明的散文家：鲁迅、茅盾、冰心、郁达夫、叶圣陶、郑振铎、朱自清、许地山……我们不但要继承，还要发展，一篇好的散文传世，其影响决不亚于一篇好的小说，冰心写的最有影响的，我以为还是《寄小读者》。
　　《天津文学》重视散文，想做些促进工作，有所建树，这是很好的。要求散文写得短小精美，就要有独特的角度。篇幅短小，要在艺术上高度浓缩，在意境上，语言上多下功夫。小小说占不到小说中最好的位置，而短小的散文却可能是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冯骥才：
　　泰昌这一大套，叫我无处插足插手插嘴插话。这样也好，他开头我结尾，大体上表达了我们对当前散文创作的意见。
　　我以为《天津文学》把散文做一大项来抓，很好。散文成就不高，就因为重视它的不多。因为重视的不多，甚至把散文地位摆在小说之下，就造成一种偏见，很多有才华的人不愿往里边投放精力，做最费力的工作——突破散文模式与规范的工作。有时，只听到一些散文名家的呼吁，反响却寥寥。散文寂寞已久，真希望有识之士齐声大喝打破之。幸好《天津文学》有眼光，有气魄，还有点野心，有意在振兴散文方面做出点成绩。这有什么不好?艺术野心是最宝贵的。希望新老海内外作家都有兴趣试一试，给散文以新的思想观念、生活观念、艺术观念。击破散文创作平庸陈旧的局面，尤其是陈词滥调。给它以活生生的生气和开创天地的艺术勇敢。别叫《天津文学》一番难得的大志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