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有感

　　完全出我意料，我的《赋得永久的悔》竟然获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荣誉奖。我自己认为是不够格的。
　　虽然我从青年时代起就舞笔弄墨，写了一些所谓文章；但是我从来不敢以文学家自命。说一句夸大一点的话，我自己认为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我的主要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对印度古代语言、中亚古代语言、佛教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这种别人可能认为是枯燥乏味的工作，我已经做了六七十年了，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乐此不疲，心甘情愿。写一些散文之类的东西，是积习难除，而且都是在感情躁动于胸中，必须一吐为快的时候。所以我有时说：我的文章是流出来的，不是挤出来的。流出来的都会是好文章吗?那倒不一定。文章必须有真情，这是我一贯主张。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你表达这种真情的艺术性。不管你的情是多么真，思想内容是多么宏伟，如果缺乏艺术性，就不能算是文学作品。
　　我认为，作家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称号，是我所衷心景仰的人。我走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而且是国际的大码头，国际的大世面。虽然性格内向，但是对于待人接物，应对进退，我也自有一套办法。在国外千人的学术会议上，登台发言，心不跳，手不颤。可是一见到作家，我就有点自惭形秽，局促不安。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至今我还没有能得到满意的解释，我还要继续研究推敲。
　　十几年前，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这件事是我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才知道的，我并没有参加那一次大会。以后究竟开过多少次理事会，我也没太注意，因为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不是我没有时间，没有兴趣，而是由于上面讲到的原因。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当选理事，是因为我曾从许多外语中翻译过大量的文学作品，而决不是由于我的创作。我去参加理事会是滥竽充数。一直到最后一次换届的理事会，我才亲自参加。在这一次会议上，我又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顾问，地位够崇高的了。“此身合是作家未?”我仍然套用陆放翁的诗句来向自己发问。答复仍在疑似之间，但已经感到有点作家的味了。
　　这一次，我获得鲁迅文学奖，不是凭我的翻译，而是凭我的创作。我自觉似乎向作家靠近了一点儿。说到《赋得永久的悔》这一篇散文写成的原因，完全是出于一种偶然性。《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小姐想出了一个题目，叫做“永久的悔”，发函征文，别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至于我自己呢，我一看题目，立即被它吸引住了。我的“永久的悔”，就藏在我的心中，一直藏了几十年，时时在我心中躁动，有时令我寝食难安，直欲一吐为快。现在小蕙一给我机会，实在是天赐良缘。我立即动笔，几乎是一气呵成，文不加点。我大概是交稿最早的人，至少是其中之一。详情都已写在文章中，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文章在《光明日报》“文荟”上刊出后，得出的反应大大超出我的期望。一位在很多问题上同我意见相左的老相识对我说：“你的许多文章我都不同意；但是《赋得永久的悔》却不能不让我感动和钦佩。你是一口气写成的吧?”他说得并没有错，我确实是这样写成的。这一篇文章被许多“文摘”转载，一些地方中学里还选作教材。我还接到许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老、中青朋友的来信，对它加以赞美。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篇文章竟能产生这样广泛的影响。
　　空口无凭，我不妨选出一封信来，从中抄上几段来供大家品味。这封信是武汉大学的两名研究生写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被您在《赋得永久的悔》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浓郁的亲情深深地感动了。您在文章中说，您如果以后不去济南，不去北京，不去德国，您就可能会是一个农民，一个文盲，但是您的母亲却会比您不在身边要活得长，活得好。多么崇高深沉的爱!宁愿舍弃自己的一切去换取母亲的幸福而不得，便成了一位望九之年的老人的‘永久的悔’。
　　“回想起来，我们时时以‘天之骄子’而自豪，自恃青春年少，风华正茂，随波逐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远方的父母，忽略了父亲期待的目光和母亲渐生的华发，忽略了故乡小河边曾有过的嬉戏奔跑。看了您的文章，我们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从小到现在，我们被倾注了母亲满腔的从不企求回报的爱。我们大了，母亲也老了。我们再不能等到自己九十岁了才悔恨地想起当初不该离开母亲，忽略母亲。我们都是胸怀理想的热血青年，以自己的眼睛观察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深深地热爱着可爱的祖国。您的心路历程，您的文章刚好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朴实的道理：爱国应从爱母亲做起。
　　“您的年龄比我们的爷爷还大，从民国初始一直走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历经沧桑而保持本色，您的爱母之情，爱国之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提醒着我们要永葆人间真情至爱，做一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同样也将激励和影响着全国千千万万青年朋友的生活道路。”
　　信就抄到这里。下面署名是“学生彭至安(法学院96硕)、刘阳(生科院97硕)”。
　　这一封信写得何等真挚动人啊!我们中国的青年是多么可爱啊!这一封信对我的震动比我那篇文章对他们的震动要强烈到不知多少倍。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篇简单的文章竟能在社会上，对青年人产生这样强烈的影响。
　　我现在几乎每天都收到一些素昧平生的朋友们的来信，其中老、中、青年都有，而以青年为多。我写文章向来不说谎话、大话、套话。我向读者真挚坦率地交了心，读者也以同样的东西回报了我。这是我近年来最大的快乐。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我平生倾全力去做的是科学研究工作，写点散文，只能算是余兴。然而，根据我今天的认识，人们在社会中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上至高官显宦，中间有士、农、工、商，下至引车卖浆者流，我们所做的工作都必须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祖国，有益于全人类。如果只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孤芳自赏，那就是社会的寄生虫。觉悟了的人民必将扬弃之，甚至消灭之而后快。那种“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科学研究工作，有的也能立即产生社会效益，有的则只能俟诸未来。但是，文学作品绝大多数能立即产生社会影响，直接产生影响。我的《赋得永久的悔》就是一个具说服力的例子。
　　我的禀赋不高，在很多问题上，我都是一个后知后觉者。现在，通过《赋得永久的悔》等等文章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我逐渐感觉到自己似乎像是一个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