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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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作品的主题应该明确和集中，这本来也是一种合理的想法。问题是在于如果只鼓励这一种写法，而反对主题分散或蕴含的另外的写法，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用单一化来排斥和窒息丰富多彩的艺术追求，这种封闭的艺术思维方式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所致。主旨的表达应该千变万化，有时候似乎是缺乏主题的很隐晦的篇章，对人们也许会产生极大或极深的思想上的启迪，这往往是那种狭隘的艺术趣味所无法达到的。
　　“形散神不散”这种主张不能不形成自我封闭的框框，为什么“神”只能“不散”呢?事实上一篇散文中的“神”，既可以明确地表现出来，也可以意在不言之中，这有时甚至比直白地说出来，还要能强烈地震荡读者的心弦。为什么“形”只能“散”呢?形式上十分整齐的近似诗的散文，为什么就不能写呢?事实上这种佳篇是很多的。“形散神不散”的提法，确实是体现了当时一种比较封闭性和单一化的思想气氛，因此才会如此不胫而走。
　　现在应该是彻底改变这种形成单一化和模式化局面的时候了。散文的素质本来就在于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地抒写，苏轼所说的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止”(《答谢民师书》)，确实是概括了从《论语》、《孟子》和《庄子》以来的散文写法。鲁迅对此说得更为斩钉截铁了：“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怎么写》)，在这里充分体现了打破一切封闭状态的坚决开放和彻底唯物主义精神，这正是“五四”精神的精髓。
　　千万不要给散文这种文学样式设置任何框子和格套，让它在生活的长河里，用广阔的触角去自由地探索，让它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表露出整个的宇宙客体和内心中的主观世界。哪一种写法能够更好地感动和启迪读者，能够给予读者更具魅力的审美感受，就去寻觅和保持它旺盛生命力吧。
　　有的同志还十分强调散文的诗意、情韵和境界，就这些问题本身而言自然是一点儿也不错的，不过它只是许多散文写法中的一种而已，被许多评论家所推崇的杨朔，确实是表现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艺术性：“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但是他并不想以此来排斥旁的写法，而是十分谦逊地表示，“我并没有什么多的想法”，“这只是我写散文的想法”(《〈东风第一枝〉小跋》)，真是说得再清楚不过的了。原来这只是他具有自己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作为一个从事创作的散文家来说，他苦思冥想的琢磨着如何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确实是一种十分严肃的艺术追求精神。然而对于许多散文研究家来说，却不能只是千篇一律地推崇这种艺术风格了，而应该注视着艺术追求的广泛畛域，如果是致力于研究杨朔散文的话，也应该分析他这种艺术风格所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并对它的成就与可能存在的不是作出科学的评价，这大约不算是过分的要求吧。如果许多散文评论家都不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却只是去推崇和赞美对于某一种艺术风格的追求，似乎这才是散文艺术所应该追求的惟一途径，这样肯定会影响散文向着多样化的宽阔坦途迈步的。
　　散文可以写得像一首诗，可以写得像一篇小说(如吴组缃的《村居记事二则》)，也可以写得像一出短剧(如鲁迅的《过客》)。它可以像蒙田、培根和帕斯卡尔那样，深沉和渊博地思索社会人生与宇宙万物的哲理；它也可以像屠格涅夫、波多莱尔和泰戈尔那样，亲切地诉说自己内心的喜悦和追求，坦率地倾泻自己灵魂的忧郁和激愤；它更可以像查理?蓝姆、欧文和阿左林那样，栩栩如生地描述某种独特的日常生活的风情画。
　　散文的千变万化的写法，真是说不尽的。《论语》在言简意赅的说明中间，竟能显出不同的风貌与性格；《孟子》却在渲染着感情和故事的驳难中，显出锋芒毕露的逻辑力量。司马迁勾勒叱咤风云的灵魂，阮籍和嵇康却陈述凄伤与愤懑的内心世界；吴均和郦道元描摹着壮丽或明媚的山水，范仲淹和欧阳修却时刻都在倾诉着献身于中国传统仁政的真诚抱负。至于现代散文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鲁迅，则在俯视着过往的全部社会人生，剖析着整个民族长期积淀的若干具有重要意义的典型心理现象，从这些无比丰富复杂的内心历程中间，描述出一部严峻和酷烈的中国思想和精神的历史。我们所能够继承和借鉴的散文宝藏实在是数不清的，只标出一种口号，只鼓励一种风格，是不符合中外散文发展史的整个趋向的，是不利于建设我们广阔恢宏的民族精神的大厦的，因而是一处极不明智的做法。
　　追求单一化和模式化，必然会使散文创作陷于僵化和停滞的境地；只有冲破单调和模式的多样化的趋势，才有可能使散文创作得到充分的发展和繁荣。
　　四　开拓散文创作的新天地
　　当前散文创作的迫切任务，确实是应该冲破过去那些陈旧的框子和格套，改变单一化和模式化的局面，在开放与流动的广阔天地中自由地发展和竞赛，与其追求自我封闭的单一化和模式化，不如鼓励大家写出许多在体裁和风格方面都是“四不像”式的作品来，在不断打破旧的规范中，不断出现新的规范。
　　当前散文创作在对于艺术表现的追求和探索方面，无庸讳言的是不如小说、诗歌和话剧这些文学样式的。这些文学样式中的若干探索可能不一定都是成功的，然而如果能够在不断地纠正谬误中进行新的探索，肯定会有利于它们的健康发展。散文创作应该在这方面出现更为自觉的探索，应该有对于“四不像”式的崭新规范的追求中，出现大批具有高度审美水准的独创性的篇章。
　　散文是文学创作的母体与基础，从这儿已经陆续离析出不少的分支，然而散文创作本身自然仍旧是应该成为保留它们的一切长处的边缘性文体，既吸收小说结构情节和渲染生活气氛的长处，诗歌简洁精致和直抒自己胸臆的长处；又吸收报告文学逼真犀利和激励心灵的长处。散文创作确实应该将自己的抒情、叙事和议论的因素，高度复合地发挥出来，从而更好地走向轻快、宽阔、浑厚和深沉。
　　用风格迥异和写法不同的篇章，不拘一格地参加自由竞赛的当代散文家，他们的各种艺术追求无疑是与自己的思想追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无疑都负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以便跟上时代和更多的读者取得共振，这样就可以沿着审美的途径，使更多的读者获得感情、意志和思想上的升华。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散文创作就无法在当今时代的辽阔土壤中，和广大读者的内心世界里，深深地扎下根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管有多么美丽和芬芳的花朵，也都容易枯萎和凋谢的。
　　为了要获得与时代和读者强烈的共振，比起侧重于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来，追求融合于艺术中的思想冲力无疑是更为重要的。试将在小说创作中被称为Close Form之典范的《包法利夫人》，与被称为Open Form之典范的《战争与和平》作一比较，似乎也可以给予这些对于散文创作的探讨某些重要的参考。从艺术技巧上来说，前者简直无法挑出毛病来，而对于后者可以说出许多艺术上的不完满性。十分讲究艺术技巧使它趋于精致化程度的《包法利夫人》作者福楼拜，就认为《战争与和平》前两卷“崇高精妙”，而第三卷以后却不忍卒读，认为“他(指托尔斯泰)可怜地往下堕落”(1880年1月致屠格涅夫信)，然而由于福楼拜过多讲究艺术技巧的小说，“不关心事物的本质，太在表面上逗留”、“用心寻找方式，过多忽视内容”(乔治?桑1875年12月致福楼拜信)，因而托尔斯泰的小说要比他自己的小说出色得多。《战争与和平》蕴含与饱和着感情的强劲的思想冲力，无疑使它突破了从传统小说观念看来是艺术技巧上的不完满性，升华成为更高境界上的美，这对于散文创作应该注意思想冲力这一点来说无疑也会具有启示的。
　　更何况在当今的时代，生活的节奏、气氛、审美意识和思想追求，与上个世纪显然已经是很不相同了，因此就是达到像托尔斯泰这样艺术上宏伟和奇妙程度的小说，也未必能十分适应今天大部分读者的审美需求。不同的时代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识，在科学充分发达和理性高度飞扬的当今这个时代里，人们的兴奋中心必然会更多地集中于如何迅速推动生活前进的思考，因此对“美”的追求，必然会更服从于对具有充实的思想内涵的“真”的追求，人们要求的“美”首先必须是彻底的“真”的。而且随着人们追求速度、效率和创新的意愿，也会使自己的艺术情趣更趋向于朴素、简捷和轻盈，既洋溢着生活的节拍，又能够富于变幻，对于精致或宏伟的艺术品只能成为第二位的需要。
　　我们的读者肯定会要求出现千姿百态的散文作品，或如汹涌澎湃的波涛，或如潺潺细语的溪流；或如壮丽辉煌的日出，或如清幽凄婉的残月；或如奇峰挺拔的群山，或如玲珑剔透的盆景；或如叱咤风云的长啸，或如含情脉脉的喁语。应该有各种情趣、风格和流派的散文，让读者自己去选择，而不应该先验性地排斥任何一种有益的艺术追求。当然具有强劲的思想的冲力的散文，无疑是今天最为需要的。
　　为了迸发出强劲的思想冲力，就得饱蘸着现代观念去表现和抒写宇宙社会或内心世界，满篇都是陈旧思想的散文是不会有人爱读的了。现代观念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主张所有公民都在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基础上产生的法制程序的保障底下，具有充分表现自己智慧与才能以及担任各种社会公职的同样机会，这种鼓舞着整个民族的积极的思想力量，必然会形成开放性、多样性、独创性、高度效率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推动我们逐步向着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迈进，“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只有用这种健全和合理的现代观念去审视整个世界，升华全体公民的情操与意志，我们的散文创作才有可能为建设民族精神的大厦做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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