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迷－－－－－－学好语文的捷径

                                                                      孙绍振

      在我开始学语文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家逃难到乡下。不知为什么日本鬼子和汪伪的军队老在后面追。我才五六岁，常常是一天跑好几个地方。有一次，跑到了傍黑，还是被追上了：那是一个打谷场，我筋疲力尽，倚着个草垛软瘫着。望着平原上低垂的星空喘气。“和平军”（汪精卫的汉奸队伍，他们的口号是‘和平反共建国’所以叫‘和平军’）拿抢对着我们，厉声喊叫：“城里人，跪下来，把口袋翻过来”。人们跪成一排。妈妈、舅妈顾不得心疼，把金银首饰放在地上。正在这个时候，一串尖利的枪声，好像是从耳朵边上擦过去似的。后来才听说是从邻近打谷场的草垛上打过来的，新四军的指导员打的。妈妈、舅妈非常机灵地把首饰揣进口袋，又把一个东西塞进我的怀里，让我抱着，拉着我高一脚低一脚的地黄豆地里奔。豆荚划破了脸颊，露水打湿了头发。直到早晨，太阳升起来了，我平静下来，才发现自己紧紧抱着的竟是一只自鸣钟，钟摆已经不见了。在我最初的记忆里，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跑是家常便饭，常常是刚刚安定下来，端起了饭碗，突然有人说“来了，”“来了”。丢下饭碗，又跑。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上学！但是，爸爸妈妈让孩子念书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每到一个村镇，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没有学校就找私塾先生。没有私塾先生，爸爸就自己教。那时的“战时小学国语课本”，很薄，一课也没有几个字，印刷质量又差。有的字都印成横的。一本书用不上几天就念完了。爸爸就随便找一本他小时念的什么《论说法程》，都是文言文的。现在想来应该是比较浅近的，因为我都懂了。我记得第一课是《人为万物之灵》。有时，连这样的《论说法程》都没有了，就随便弄一本《四书白族句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白话解释）教法很简单，就是第一天把生字讲一讲，把那没有标点的句子用红笔点断。一天也就是点一页左右。份量并不重，剩下时间，就是自己翻来覆去地念。课本是很枯燥的，但是，把古文朗诵念出一种调皮的腔调（用妈妈的话来说，就是‘洋花唱曲’的），却很好玩。第二天，爸爸还没有起身，就让我们弟兄三个轮流在他床前背诵。我的记忆力比较好，很快就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闲下来的工夫，听哥哥姐姐们朗读。他们背不出的时候，还能为他们提示。

       那时没有考试，没有什么刁难的选择题。就是背古文，用老法子念，抑扬顿挫，像唱歌似的，很好玩。直到今天，绝大部分我还能背得出。

      回到城市，插入正规学校，我的语文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现在看来，这是因为，早期的背诵培养了我良好的语感。

      我的语文水平，抗战胜利以后，又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飞跃。其原因，今天想起来，和课本和课堂的关系几乎等于零。那时国民政府规定的所谓“国定教科书”，是很枯燥的。现在只记得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开头是“经儿知之。”但是，我的老师却是非常好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我小学五六年级时期的语文教师潘诅谨表示无限的怀念。她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圣洁形象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她不大理睬“国定教科书”，常常把冰心的《寄小读者》成批地印发给我们。有的还当作“说话”课的教材。在课堂上，她鼓励我们课外阅读文学作品。她推荐古典文学经典，除了《水浒》、《三国》、《西游》以外，还有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还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苦儿努力记》，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章衣萍、林雪清翻译的。这本书在解放以后，不怎么有名。但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连老托尔斯泰都很重视这本书，把它从法文翻译成俄文。

       潘老师在课堂上经常离开课本，讲她阅读报刊的心得。现在回想起来，她勇敢地冲破了当时“党化教育”的框框，为我们展示了广阔的精神天地。她的最大功绩是使我对于语文有了兴趣。她非常认真地批发改作文。我写过一篇游记，许多地方词不达意。她的修改，常常使我惊叹，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处，我的原文是：“那长长短短的竹林”，被她改成“茂林修竹”。直到我念了大学才知道，这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我的作文常常得到很高的分数。每一次，我都感到，以后不可能写得这么好了。可是到了学期末了，翻阅作文本的时候，仍然觉得一篇比一篇好。我老是盼着作文课，盼着听她的讲评。

上潘老师的语文课实在是一种智慧的享受。即使在我当了许多年的教授以后，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学教师，她的智慧真是有点惊人。我至今我还记得，在一堂课上，她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七言诗歌，有一种吟咏的调子。即使把它去掉开头两个音节，它的调子还是一样。例如：

       “清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把开头两个字删节掉，变成：

        “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甚至再删去两个音节，也还是一样：

       “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

       她的这个智慧一直像种子一样埋在我心头，直到三十多年后，成了我一篇最有学术质量的论文的动因。

       可惜的是，不久以后，我考进了初级中学，永远地离开了潘老师。那时刚刚解放，对于新的意识形态，老教师一窍不通。上课常常是吵吵嚷嚷。隔壁班上，甚至有同学在课堂上打起架来的。一些调皮的同学，常常借机和老师吵闹。好在不断有新的省份解放，大家兴奋地从课堂里哄出去，忙着开庆祝会，排练街头演出，演好人和坏人。语文课常常被不不断的演出所取代。那时，即使上课，也很自由，既没有教学大纲，又没有教学参考书。什么语法知识、主题思想、段落大意，没有人去操心。教师大都是根据自己的体会自由发挥。在这样的混乱中，我们班的课堂秩序却很好。这是我们的幸运：来了一个新教师，名叫周陀星。他和潘先生一样，总是把报纸上、刊物上的好文章和书店里的新书有声有色地加以介绍。在这以前，我虽然也读着一些课外书，但大都是如《武当豪侠传》、《蜀山剑侠传》之类。周老师却让我们阅读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作），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过当时还没有全本的，只有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由解放区的年青作家白刃改写的。印刷质量很差，是麻皮纸的，有时要把书上的一团麻草挖掉才能看清文字。但，就是这样的书，从此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辉煌的精神世界。我被一种红色的话语界迷住了。一种向往在我心头油然而生：什么时候，我也能把那么精彩的生活和缤纷的感情用自己的话语表达出来，那就太幸福了。周老师也很重视批改作文，每一次都有相当详细的评语，不过比之潘老师有比较多的文学理论色彩。由于他的诱导，班上掀起了一股作文的热潮。有一次，头一天做了作文，第二天一大早就闯到周老师宿舍里。他还没有起身。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作文分数。我也问了。他说：“八十六分”。我随便说了一句：“啊，才八十六分！”他说，“八十六分还嫌少？我打作文分，从来还没有超过八十五分。”一下子，我在班上一下子神气起来。说真的，那种又害羞，又得意的感觉至今留存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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