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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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答“中文选修课”学生问

　　梁晓声——当代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二十余年。2002年3月调入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任教。

　　创作体裁广泛，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及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创作方面皆有代表作，并皆获过重要奖项。在散文、杂文及文学、影视评论方面，亦经常发表独到见解。

　　至今各类体裁、题材作品，总计已超过一千万字。2002年具有影响的作品是：《民选》、《沉默权》、《贵人》、《档案》、《恐吓》、《私刑》、《证书》等……本报从今日起将在《校园文学》版发表一组梁晓声的文章，是根据其在所执教的北京语言大学及另外几所大学的报告整理而成。

　　说在前边的话

　　对于大学，我自认为是不怎么陌生的。因为毕竟有过多次在大学里与学子们对话的经历。平素里与大学学子们“亲密接触”，也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事。

　　然而正式调入大学任教，与学子之间产生正式的师生关系，意味着是一次不能等闲视之的角色转变。中文学子们的迷惘、困惑种种，也便直接地成为自己必得关注，必得思考之事。于是有了些相互交流的零碎记录。在自己这儿，是希望促进中文教学与学生学习愿望之间的互动；公开发表，无非是希望关心中文教学的各方人士对中文教改贡献更有价值的经验，抛砖引玉的意思而已……

　　诸位：

　　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我也希望能对你们有所了解。你们中，有哪些同学是中文系的芽有哪些同学当年高考时所报第一志愿是中文系？所报第一志愿并非中文系，却已是中文系学生，对用四年的时光在大学里学中文，又持何种态度？原本未报中文系调配到中文系的同学对中文持何种态度？

　　我们大学的“人文学院”由两个学科组成，即汉语言专业与中文系。汉语言专业是我校在全国较为著名的专业。每年的录取分数线一向颇高，据说前几年学生毕业后的择业情况也不错——那么，汉语言专业的同学，对中文选修课持何种态度芽原本专执一念所报的乃是汉语言专业，高考失利，不得已成了中文系学生，且与汉语言专业相近咫尺，是否会长期陷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芽外语专业对中文选修课业持何种立场？

　　大家对“中文”是怎样理解的芽它除了培养人从事与中文相关的职业的一般能力，你们是否认为它对人还有其它的意义？

　　……凡此种种，我以为，在中文系老师和学生之间，具体而言，在我和大家之间，都是有必要进行交流和讨论的。我们教学双方所达到的共识越多，教学双方则越容易互动，于是教者明白该教些什么，怎样教？学者明白为什么值得学，怎样自觉一点学……

　　在我回答诸位的问题之前，我反过来首先向诸位提出了如上等等问题。那么，恳请诸位允许我自己先来谈谈我对以上某些问题的纯粹个人看法，以及我对于大家的中文态度和立场的初步评估。

　　对于当年高考时所报志愿是中文系的同学，我相信我将省却很多唇舌反复强调性地企图讲明白的一个陈旧话题——中文有什么用芽这“用”字，当然首先是针对人而言的。它不是针对国家、民族、社会这样的大概念而言的。它对后者们意味着什么，那是根本无需浪费时间讨论的。其意义摆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与之母语的关系中，都是连儿童也完全能理解的。

　　我们在谈论中文和中国当代大学生，尤其当代中文系大学生的关系时，为什么又说那个“有什么用”的话题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呢？因为早在八十多年以前，国立清华学校，亦即今天的清华大学校园里，关于“学中文有什么用”就已展开过多次的讨论和辩论了。

　　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那时，学子们，包括已然学着中文了的学子们，对于学中文与自己之人生前途的关系，便很有些“欲说还休”了。

　　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情形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出国留学特别方便，比今天还要方便，而且成为时代的潮流。

　　当时的热门学科像今天一样，也是商业经济、法律、医学以及某些理工学科。这些学科学有所成之后，就业国外的机遇较多，回国后，往往也容易摇身一变，成为经理、镀了“洋金”的律师、医生或开办工厂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教授——当时的中国很缺理工教授……

　　而学了中文的人，职业的选择几乎只有两个途径——要么留洋回来做中文教授；要么去办份同仁的文学报刊，或干脆做笔耕为生的自由职业者。

　　这最后一种人生，无论当时或现在，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往往会使人陷入艰涩的人生。是绝不如做演员的人生那么风光和滋润的。而办报办刊，没了广告的支持，连低微的收入也往往朝不保夕。尤其是，某报某刊，倘太过的文学和文化起来，又往往就接近慢性自杀了。而文人们，也就是学中文被认为学而有成的人们，又大抵的，偏偏的，几乎是一贯地本能地，非得一报一刊渐渐办得文学和文化起来不可。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当然，幸而有他们那样心甘情愿地办着那样的报那样的刊，许许多多热爱文学的青年，才经由那样的报那样的刊的发现和培养，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和作家。才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期的许多优秀作品。但他们自己的人生，确乎是清苦的。清苦到不得不经常以文艺的“界”的名义，向社会发出请求救济的呼吁。至于当教授，最初的收入是很丰厚的，比现在一般大学教授们所能达到的社会经济地位还要高出许多倍。那时大学少，教授少，国运不昌，却也还是养得起。可能凭“中文”资本当上教授者，毕竟凤毛麟角。何况，后来也都很落魄，“越教越瘦”了。相互间借点儿钱买米度日，是常事……

　　所以当年有“学中文有什么用”的疑问。已然教着中文、学着中文的，自然希望在谈论之中长长自己的志气，指出那“有用”的方面给社会看，给他人看，给自己们看。

　　讨论和辩论出一个乐观的结果没有呢？当时没有。而且，除了教着中文、学着中文的人们自己，别人们也根本没什么兴趣参加那个话题的讨论。1949年以后，情况大为不同。

　　新政权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的事业，自然要依赖“中文”人才。于是，“中文”一下子变得很“吃香”了。

　　直至“文革”前，“中文”学子毕业后的工作，大抵是“坐在屋里”的那一种。当年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晒不着”，多么的令人羡慕自不待言。尤其，各行各业的工资是相同的。在工资相同的前提之下，中文毕业生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性质，其优人一等一比就比出来了。

　　“文革”十年就不去谈。“文革”后，中国人的工资还是基本相同的。“文革”的重灾区是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开始恢复期，需要大批的中文毕业生。那时的中文学子，和现在各大学的最热门学科的学子一样，往往还没毕业，其优秀者，已被最理想的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部门预定了。

　　到了90年代中期，情况又大为不同了。中文毕业生过剩了，供大于求了。中国之其它产业、行业开始日渐兴盛了。于是大学里的其它学科日渐热了起来，强大了起来。而中文受冷落了，萎缩了。中文学子因而一届比一届的迷惘了，沮丧了。似连将来的人生都大成问题了。

　　尤其，中国的工资制度改变了。几乎一切与中文相关的职业，收入都处于社会的中下水平了。如果仅从这一点上比，自然越来越迷惘，越失望。“中文股”在社会职业股市的大盘上，似乎注定地将永远处于“熊势”了，眼见其它“职业股”指数一再上升，中文学子们又怎能不自卑、不忧患呢？

　　但我想指出的是——第一，中国人口太众，仅仅是中文学子供大于求么？我看不是这样。要不了几年，几乎一切大学学科的学子们都将日渐的供大于求。只不过中文学子们较早一点儿体会到供大于求的苦涩罢了。第二，既然几乎一切学科的学子们走出校园，都将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那么，也就都必得有充分的“知识附加”和“知识转移”的自觉和能力。

　　不必问，我知道诸位中，将来想到外企工作的人很多。为什么一心想到外企，工资高嘛。在未来的几年，尤其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企将会更多。但外企再多，也多不过想要到外企工作的学子。一方以加法增多，一方以乘法增多。于是一个事实是，除了少数高等人才，普遍的外企的工资，是下降了的。谁嫌工资少了么芽那么让开，后边排着长队呢！

　　20年前，仅凭外语好，便就是进入外企的通行证了。因为不会中国话，对中国缺乏了解。会外语的中国人，在他们眼中是块宝，许多事儿他们都有点儿依重于你，似乎离开你寸步难行。

　　10年前，仅凭外语好依然可以，但人家已不必依重于你。你只不过是一般员工。你稍有不适，炒你的鱿鱼没商量。

　　现在，仅凭外语好，就不能成为进入外企的过硬的通行证了。因为外语已不再是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的特长，而是许许多多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基本条件了。而某些老外，中国话也讲得很“溜”，对中国之风土民俗，人情世理，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比刚跨出校门的中国大学生硕士生心中有数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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