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羅蜜忍辱研究－－-阿Ｑ型忍辱

　　也真是蒼天有眼！司馬遷雖然對自己所蒙受的奇恥大辱無比地激憤和痛苦，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有絲毫的退卻。他不但堅強地活了下來，而且還堅持完成了《史記》的寫作，實現了他那「隱忍苟活」[18]的最初目的，他的大名也終於被列於了「君子之林」[19]而流芳千古。像司馬遷這樣的成功範例，誰敢說，它不是孔子所謂的「小不忍則亂大謀」[20]的生動體現呢？

（二）隨機型忍辱

　　這是一種能夠左右逢源的忍辱。屬於這種忍辱類型的人特別注重個人的德才修養，能夠以一切行為都不得違背道義和良心而為自己做人的原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21]，究竟是出是處，無有定則。由於他們的性格極為豁達、開朗，非要在政治上如何的觀念非常淡薄，甚至根本就沒有，因而，他們往往可以在這方面無所顧慮，在因時、因地、因人的不同而隨時調整自己的言行方面保有較大的游刃餘地。雖然，他們既要做到明哲保身，又要避免對他人造成損害，但他們並不是一味地無所作為。只要條件許可，他們就會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積極性，想方設法來為民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一旦局勢有了變化，變得不利於他們拋頭露面的時候，他們又總能隨遇而安，好像一切的一切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似的。在我們今天看來，他們只是在行為上沒有什麼成規可以墨守罷了。

　　《論語﹒公冶長》曾經記述了一個被稱為寧武子的人的處世哲學，說：「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它的大意是說，有那麼一個寧武子，當國家安定而政治昌明之時，他就表現得聰明而能幹；可是，當政治變得黑暗而社會動盪不安的時候，他就顯得極為愚笨，像是什麼都不懂的傻瓜一樣。他的聰明能幹是許多人都能學得會的，可他的那種似乎是頑固不化的做法卻是別人所難以做到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老子﹒第三十三章》告訴我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確，對於一個有修養的人來說，自知之明是極為可貴的。雖然寧武子那樣的人才華多有，但他所需要的並非是什麼陞官發財，更不是爾虞我詐之類的明爭暗鬥。在他的眼中，如果能夠為民眾的幸福盡上一點自己的綿薄之力，他就會感到莫大的欣慰；而如果條件有所不許，即使是贏得了鬥爭的勝利，也是解決不了什麼實質性問題的，到頭來，只能使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更加困頓。因此，當周圍的形勢確實是無法逆轉之時，他寧肯退避三舍，也決不願違心地處世。

　　在這一問題上，清代名士鄭板橋就表現得極不尋常。鄭板橋在他的《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中說：「（許多讀書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22]、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23]便走錯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夫束脩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多為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等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

　　鄭板橋為什麼會那樣謙恭地待人呢？

　　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再到他的書信中去尋求一下他的思想基礎了。

　　在《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二書》中，他說：「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什麼便拿什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他又在《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中寫道：「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我圖娛悅，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氤氳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為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為心，萬物將何所托命乎！蛇、蚖、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殺之？若必欲殺盡，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之使不相害而已。」只此寥寥數語，鄭板橋的胸懷早已躍然紙上了。那該是何等的慈悲、何等的博大呢！難道，鄭板橋的那種對盜賊乃至毒蟲猛獸在內的不僅僅是局限於「良民」的廣泛的愛是自私的嗎？難道它不是建立在深廣的理解與同情之上的「精明」之人所萬難做到的真正的博愛嗎？而這對於我們大家來說，不是難得的「糊塗」又是什麼呢？

（三）阿Ｑ型忍辱

　　這是一種最為常見的普遍地存在於一切時代的不分階級、階層、地域、種族和文化背景的任何人都會有的一種忍辱，它在不同的人那裡就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不同的發生頻率乃至不同的影響程度。

　　恩格斯曾經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24]這個論斷很有道理，因為任何弱者的言行都會受到強者的不同程度的影響與制約，而阿Ｑ型忍辱則正是這種制約作用之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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